炮火之下的日全食

“今天的人类已经可以到宇宙空间去观测各种天文现象，而人类离开地面对天文现象有影像记录的观测，却始于1941年日本空军经常去轰炸的甘肃临洮县的天空。”

—— 孙明经

/ 绸缪

1934年岁末，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发布了一条惊人的消息：1941年9月21日，日全食带将会进入我国。不久，英国格林威治天文台证实：这次日全食非但预测准确无误，并且是继明嘉靖年间后400年，第二次横经我国腹心地带的，近正午时分发生的日全食。

这样难得的机会，天文学家们自然不会甘心错过。然而时值二战，国外科学家大都难以前来，此次日食观测任务便落在了我国天文学家的身上。

1941年“西北日食观测队”在临洮县岳麓山泰山庙的合影。

由于1941年的日全食意义重大，紫金山天文台（前国立紫金山天文台）的张钰哲等人早在1934年就组织成立了日食观测委员会，并为此曾制定了一份非常庞大的设备采购计划。众人的心中只有一个目标：将日全食观测做到最完美。这不仅是为了科学研究，同时也是我国于民国之初涅槃的现代天文学向世界天文界的有力技术证明。

作为天文学家的又一双眼睛，仪器对于天文观测的重要程度永远居于首位。但令人无奈的却是，日食观测委员会原本志在必得的仪器采购清单后来却所剩无几，起初计划在甘肃两地进行的西北观测也只能在一地实施。这主要有两方面的缘由：

日食发生的时间，正是我国抗日战争时期。为躲避战火，当时的紫金山天文台只有从南京搬到昆明凤凰山才得以继续观测和研究。战争的影响，让观测委员会不得不削减了相当一部分的国外设备采购计划，决定仅定制美国Fecker公司的口径160mm、焦距6米的地平境，同时委托物理研究所额外自制两套，便于在多地进行日食观测。

另外，则是由于资金问题。战时年代，外汇暴涨，这根本不是张钰哲等天文学家所能跨越地了的。当时的外币资金有相当一部分被国民政府严控，而物理所和天文学会都没有足够的外币去支付设备昂贵的购买费用，万般无奈之下，委员会经多方化缘，也仅仅能够购买Fecker公司的地平镜，对于与地平镜配套使用的其他各种仪器，要么借图纸自己造，要么从已有设备上拆下部件重新组装。比如定天镜，就是向Fecker公司要来简单的图纸，委托我国的云南五金公司自行制造的。

然而，就在观测委员会抵达昆明时，地平镜，这架经多方筹款购得的、唯一的用于日食观测的外国仪器，在香港码头被日机炸毁了。本来计划在西北甘肃与安康两地进行的观测，由于地平镜的损毁，只得再作调整，仅在甘肃临洮设观测点。因为剩下的仪器只够在一地的观测使用。

/“长征”

即便是重重困难，天文学家们的观测意志也并没有因此磨灭。1941年6月30日，七年的辛苦筹备之后，旭日东升之时，日食观测委员会就这样带着全部自产的“杂牌”观测仪器，义无反顾地从昆明出发了。成员包括天文研究所、金陵大学（现在南京大学等高校的前身）以及中国天文学会的各路代表，几乎集合了当时中国天文界的全部大咖。而后来为我们所熟知的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首任台长张钰哲先生，担任这次日食观测的队长。在归来之后，从张钰哲的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炮火之下的日食观测的艰辛不易。这次旅途被张钰哲称作“长征”。

张钰哲先生。在1986年逝世后，先生的骨灰按照遗愿，被埋藏在了紫金山天文台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

《民国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日全食观测报告》书影。

“北上公路沿途的地名有所谓七十二拐弯，吊死岩等，够吓人的。”张钰哲在观测报告里回忆说。“公路两旁，所见到翻车滚下坡，无人理睬的，比比皆是，令人触目惊心。”

除过要应付关卡的留难、盘查，要坚持着日夜坐睡于行礼上——车上空间狭小，其余空位大家都留给观测仪器了，一路上的险情几乎是从未间断过。当时盘江大桥被日本飞机炸断，人们只得搭建简易的浮桥，晚上搭清晨拆，观测队中午到达盘江，便只能等待半天，到暮色沉沉时浮桥搭起才顺利通过。7月7日中午，队员们正经过重庆，又遭遇一次没有预发警报的空袭。危险近在咫尺，但大家想到的却仍然是那些宝贵的观测仪器。“二十七架敌机，嗡嗡然掠顶而过，继以轰然一声震耳欲聋，颇为车中仪器担心......”万幸的是，敌机过后，车上只多蒙上了一层灰尘，仪器安然无恙。

一路坎坷前行，观测队行程忽快忽慢，断断续续，但日食的时间却不会为这些变故而推迟。观测队为了赶时间，有时借住路旁的农家，但更多时候只能风餐露宿。谁知在行至宁羌时，突遇暴雨，气温骤降，恰在这时，拉仪器的卡车也出现故障，怎么也发动不起来了。队员们都被淋得浑身湿透，而目的地褒城却远在15公里之外。张钰哲于是命两名队员留在驾驶室守车，自己则率其余人前往褒城求援，直到第二天才终于将损坏的卡车拖进县城。

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趣事：损坏的卡车由于需要重新更换部件，预计20天才可以修好。但日食不等人。想到褒城也在日食带内，张钰哲灵机一动，专门为修车厂的职工放起了日食电影。三天便放了六场，在当地大受欢迎。原本20天才能修好的发动机竟然只用7天就完成了。

/ 日食

1941年8月13日。观测队在经历种种磨难与敌机轰炸的生死考验后，终于抵达目的地甘肃临洮。自出发以来已过去整整六个星期，行程达3200公里，纵贯中国的大西南，直抵西北腹地。

日食的观测地点选在临洮岳麓山上的一所乡村师范学校。即便是在西北边陲，日军的空袭依然不断，仅仅观测期间就达到了5次。最严重的一次，三架轰炸机盘旋在头顶，投下20多枚炸弹。“空袭过后，我第一个跑出去，看到放置仪器的大箱子安然无恙，心中的石头才落地。”陈遵妫先生回忆说。好在这次日全食观测，得到了当地与国民政府的重视与支援。“日食前一天夜间，陆军的一个高炮团开抵临洮县，还有20架战斗机在兰州机场待命，随时准备拦截敌机。”

9月20日晚，日食的前一天晚上，天空一片阴沉。一直担忧临洮天气状况的张钰哲和队友们彻夜难眠，几次起床仰望天空，直到后半夜见到繁星点点，才逐渐入梦。可黎明时天气又变了，大雾在岳麓山笼罩，一片昏沉。大家的心又悬了起来。

观测队员在工作。

“七年筹备，万里奔波，成败立顿，系于一旦。”（张钰哲《日全食观测报告》）

日食当天上午8时，天空依然云雾弥漫。张钰哲命令轻型轰炸机做好起飞准备。金陵大学的学生区永祥，将摄影机放在机关枪的位置，承担了凌空拍摄的重任。而这也成为了人类史上第一次离开大地进行的天文影像摄制。

8时05分，张钰哲和队员们完成设备的最后一次调试。

8时40分，云开雾散，只见一轮火红的太阳挂在天边。

9时许，张钰哲命令按预定方案实施观测。

9时29分42秒，世界翘首以盼的日全食初亏终于出现了。东方的朗朗晴空正中，只见太阳的边缘出现了一块微小的半弧状缺角。

观测队摄制的1941年日食全过程。

临洮中学的肖剑琴老师对此描述道：

“1941年9月21日早9时29分42秒，太阳放出空前未有的强光，眼睛很不容易睁开。到了10时30分48秒，太阳成为初五、初六的凹瘪月牙形。随之微风习习，逐渐清凉，突然黄球消失了，球体全黑了，周围只有一丝白边。温度急剧地下降，寒风像是秋季的西风，鸡也叫起来了，犬也吠起来了。10时53分38秒，黑球白边生光了，地面复苏了，那黑球白边顶上哗地一下，放出了：红、橙、黄、绿、青、蓝、紫奇光。12时18分18秒，太阳又‘复原’了！”

在日食观测队的建议下，这一天清晨，临洮全县的百姓、师生、机关职员近万人涌上岳麓山，人们将各式各样的“观测设备”举向太阳，有的用茶色墨镜，有的直接用墨汁染的玻璃。当年出版的《科学》杂志这样报道当时的观测现场:“当食既与生光之际，欢声雷动，掌声震耳，莫不叹为宇宙奇观。”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日食的罪过素来要归到天狗身上，但在1941年的日食发生时，在临洮这个边陲小县竟听不到一声讨伐天狗的鸣金。张钰哲在观测报告中写道：“按食时伐鼓鸣金救日之举，重庆成都均且不免，而临洮以边陲僻县，是日竟未闻一滴之锣鼓声”。逐日临洮的“长征”，也是一次真正的天文科普的长征。在5个省20多个市县、往返一万二千华里的路程上，无数沿途百姓第一次从日食观测队的讲演里，第一次听到了“天文”这个古老而又新奇的词汇。

在战争的阴影之下，从天文学家到普通民众，从大学学生到乡村教师，从驾驶驱逐战机的飞行员到山坡上持鞭赶羊的孩子们，在1941年的天空下，大家共同仰望着那轮天空的指环的情景，是非常难以置信，也是令人万分难忘的。

/ 尾声

五十年后，中国电影教育先驱孙明经先生，在他的八十岁寿宴上感慨地对众人说：

“今天的人类已经可以到宇宙空间去观测各种天文现象，而人类离开地面对天文现象有影像记录的观测，却始于1941年日本空军经常去轰炸的甘肃临洮县的天空。这是每一个中国人不该不知道的。”

小小的临洮县，一次在现在看来并不复杂的日食观测，却是整个中国天文观测史与科普史的缩影，是古往今来无数天文学家追寻星辰、仰望苍穹的模样。

就在临洮观测两个多月后，珍珠港事件爆发了。琼楼玉宇变迁有度，人间的时局却不可预料，这让渴望在天空有所作为的科学家们对研究工作的前景充满担忧。但正如张钰哲先生所说：“瞻望前途，诚恐天文研究工作，不免将愈臻困难矣。无已姑把握现在从事整理观测结果，并草拟中英文之报告论文。”